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实现程序正义、防范冤假错案道路上，这也是今年4月份中央深改组布置的“功课”。

根据我国的证据标准，认定一个公民构成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现实情况却是，许多证据材料并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取得程序违法，所以不具备“可采性”，就是说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

比如，以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供述，如果作为“合法证据”，就意味刑讯逼供“合法化”，这也是很多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源头。审视佘祥林、聂树斌等诸多案件，都有“非法证据”踪影。强调“排除非法证据”，既是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也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强烈否认。通过刑讯取得的证据——“毒树之果”必须被严格排除。

从这次《规定》内容看，最大的亮点，便是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各个环节入手，规范“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如果说，2013版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搭建了“程序正义”的框架骨干，而《规定》的出台，则是用“一砖一瓦”筑起了正义大厦。

程序上的瑕疵，需要通过程序来“消除”，这也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同样，“非法证据”需要依法“认定”和“排除”。如果将“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任由某一机关或个人处置，失去了程序约束的绝对权力，就有可能顶着程序光环，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正。《规定》严谨的排除程序，也让“非法证据”的排除，更经得起检验。

当中国的宅男宅女们，对日剧《李狗嗨》（LEGAL HIGH）里“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的律师算不算正义，聊得正嗨时，不要忘记，中国当下的司法语境是：如何严格杜绝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认真对待律师提出的无罪证据？

这正是之前中央深改组，以及这次“两高三部”严肃讨论的中国法治话题：让程序正义“实”起来，“排除非法证据”是最关键的一步。下面的问题是，怎么让法律刚性运行、不打折，不让恪守法律的司法人员感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