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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结束没几日，学生小秋(化名)就按照“计划”，背着父母离家寻网友。父母以为女儿被拐，吓得脸色发青，赶紧报警。6月25日，在广州铁路警方的努力下，失踪两日的小秋终于在韶关火车东站被民警找到。

6月25日下午，韶关东站派出东所先后接到了来自广东省饶平车站派出所、韶关市浈江公安分局的警情通报：一名广东省饶平县的16岁女孩小秋疑似被拐骗。

经调查，女孩本人目前已抵达韶关地区，很有可能乘坐当天的K1008次列车离开韶关，请求韶关东车站派出所协助查找。

原来早在两天前，小秋的父母发现女儿很晚了都没有回家，电话、微信等联系方式都无法联系到女儿。加上联想到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拐骗少女的新闻，小秋的父母一下子就慌了神，赶紧拨打了110向警方报警求助。

经过饶平警方两天的调查，最终发现小秋已经到达了韶关市，可能会选择乘坐火车离开，所以马上向韶关东站派出所通报了警情请求协助查找。

接报后，韶关东站派出所立即启动了相应的查堵预案,迅速组织了10名民警及特保队员分头到车站的候车室、进站验票口、安检口等重点区域进行查找。

当日16时15分许，民警终于在候车室找到了离家出走的女孩小秋，没想到随行的竟还有另外两名年纪与其相仿的女孩小荣和小璐（化名）。

经询问，小秋原系饶平某中学的初三毕业生，与其他两个女孩半年前就通过一个叫做“TFB”的偶像粉丝群里结识并经常聊天。

近日中考结束后，放假在家的小秋在家闲来无事又不满父亲的严厉管束经常与父亲吵闹，于是便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随后便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小荣和小璐，没想到三人竞一拍即合，商量好一起组团出走，准备前往广东省乐昌市的坪石镇去找事先在网上联系好的愿意收留她们的所谓的“男朋友”，好在民警及时找到了他们。

18时10分许，几个女孩的父母急匆匆的赶到了派出所将离家几日的三个女孩带回了家。

广铁警方提示：

高考、中考都已陆续结束，孩子们都到了放暑假的时间。这个时间段也是每年青少年离家出走的高峰期，忙于工作的家长们在这个时间段更应该及时了解孩子们的思想动态和情绪波动，及时与孩子们做好沟通和交流，避免懵懂期的孩子们一时间头脑发热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同时，家长在暑期更要关注孩子的出行安全，慎交网友，不与陌生网友见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原题为《中考后3名少女齐离家出走 一起组团投奔“男友” 》）

陈明仁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传奇的将领之一。

早在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血战惠州时，黄埔一期毕业、时任连长的陈明仁率本连首先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曾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在黄埔系芸芸将星中，陈明仁成名之早、名气之大，鲜有同侪堪与比肩。

作为一代战将，陈明仁在战场上凭着血肉搏杀奠定了英名。在抗战初期，陆军大学刚刚毕业的他率新组建的弱师——预备第二师激战九江、增援桂南。后开赴云南转隶中国远征军，他率主力第71军在滇西大反攻中迭克龙（陵）芒（市）遮（放）畹（町），收复失地打通滇缅公路，与中国驻印军会师异域扬名国际。而在内战战场上，陈明仁死守四平，挫败解放军攻城，更是名噪一时，后来竟获得毛泽东“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的酷评。然而，这位以“硬碰硬”的真本事赢得过战争的将领，在最后关头却审时度势率部举行湖南起义，为故土三湘大地带来了和平。他以卓著的功勋，在国民党军中递升至中将，又在解放军中授予上将，但秉性中却对政治素无兴趣，始终潜心于带兵打仗，最后也没有离开其倾心一生的军旅。



1959年9月，毛泽东接见陈明仁上将。

毛泽东曾对陈明仁说过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问陈明仁所愿，陈明仁答“没有要求”。毛泽东感慨，“别人有要求我们还好办，你没要求我们倒难办了……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解放军有衣穿，你也有衣穿。”50年代解放军撤销兵团建制，毛泽东建议陈明仁到大军区任职，享受副大区待遇，陈明仁表示自己喜欢带兵，毛泽东就痛快地同意他以上将军衔继续当第五十五军军长。



这部《陈明仁日记》能够面世，基于一个意外的机缘。

多年以来，笔者致力于研究抗日战争滇西战场，陈明仁自然是其中一个重量级人物。然而，此前几经反复检索，仅能找到他署名的几份篇幅不长的回忆文章，且主要记述长沙起义前后的作为。经历如此丰富的一员战将，却没有留下稍有规模的个人著述。而坊间流传的几种陈明仁传记和纪实文学，“演义”“戏说”色彩太重，叙事大多缺乏依据，难以作为研究材料来用。所以，到写作“滇西抗战三部曲”第三部《1944：龙陵会战》时，笔者心里难免有点打鼓：总司令宋希濂（前任）、黄杰（继任），军长钟彬（前任）几位主将都留下了个人著述，率主力从龙陵一直打到畹町的继任军长陈明仁，竟然只能借助他人的记述来做影影绰绰的描摹了？当笔者以为这份遗憾已经注定之际，忽然听亦师亦友的抗战史学者戈叔亚先生说到，陈明仁将军的嫡孙陈湘生先生，保存着一份其祖父战争年代的日记，并且曾经翻拍过数页供其研究参考。

这喜讯来得恰逢其时，有如天助。经由戈叔亚先生搭桥，笔者得以与陈湘生先生相识，且在奉上已出版的松山、腾冲两部战史作品后，令陈先生及其家族成员感到可予信任，于是慷慨地寄来了亲手整理打印的陈明仁日记之滇西部分，使笔者在写作龙陵战事时颇有久旱逢甘霖之感。此后，笔者又借赴滇西协助拍摄电视纪录片的机会，邀请陈湘生和其姐姐陈醴生同游，依据陈明仁日记中的记载，把将军昔日征战滇西的足迹和主要战场大致踏勘了一番。

交往既久，笔者才意识到这份重要的史料何以过去从来不曾为社会所知。原来，陈明仁虽然曾写有日记，但生前从未向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提及，更未想过要将它付诸公众。这完全是将军写给自己、留给家人的一份私人记录，其中虽然记述了平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但同时也有大量个人内心自省及家庭琐事的记录。稍微翻看几页，就知道它与那种日记主人预料所写内容可能公开而带有“表演”痕迹的日记完全不同。

这样的日记，才是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最纯粹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这里，可以与徐永昌日记、黄杰日记做一个比较：徐、黄日记中，均有参谋人员协助记录的“起居注”般的个人“行状”，并且抄录了大量主人所经手的军事情报、作战文电等档案文献。这固然为私家记录增加了史料价值，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记录也是预备好将来与公众分享的，所以日记中个人私情流露甚少，对某些人事臧否时的回避与掩饰比比皆是。而在陈明仁日记中，完全没有“助手”参与，因在戎马倥偬中时间紧张而笔墨俭省，但个人之喜怒哀乐均率性付诸笔端，完全不顾忌日记中的个人“形象”问题。

最初，陈湘生先生仅想提供日记中的滇西部分，帮助笔者完成龙陵会战的写作。在使用这份“未刊日记”完成了作品后，笔者的心愿自然是获得了满足。但是笔者的写作主要聚焦于重大作战行动这条主线上面，文中仅涉及了日记内容中极少的篇幅，且很大程度是以之与军方战报做“互参”“印证”，因此读者几乎不能从中领略这份日记精华之万一。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基于一种学术责任感，笔者向陈湘生先生提出，是否同意将这份日记出版，因笔者供职于解放军出版社，恰好正是出版这类将帅日记的权威机构。

陈湘生先生闻听后颇感意外，因为这想法从来不曾在他心里考虑过。于是笔者费了些口舌，向他絮叨出版这份日记的历史价值：“有这样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存世，我若遇到后保持沉默，是我作为学者的责任，您若坚持把它留在家里不愿公开，则可能成为您的遗憾。”实际上，我这番话是多余的。原本拿出这份日记提供给我，就完全基于陈家人的主导——他们甚至为此专门开了八个孙辈后人的家庭会议商议此事，并报告了仍健在的一位伯父。他们比谁都明白——陈明仁是他们的亲人，更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而现在，确有必要让这份“雪藏”已久的珍贵历史文献公之于众了。



陈明仁（中）与长子陈扬钊（右）、次子陈扬铨（左）

在与陈湘生先生及其兄弟姐妹接触的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陈明仁的基因和性格，在他的后人身上烙印太深刻了，他们不断使我琢磨着时下被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念叨的“家风”一词。“上将陈府”家风如何，读者可在本书后记中陈湘生回忆祖父的文字中具体感受。笔者的感受是，这份家风在昔日可能不算新鲜，但可能只有陈家后人把它毫不走样地保持到了今天，似乎没有经过一丁点岁月的销蚀。比如，时下人们早已习惯了“官二代”“红二代”亲自为父辈张罗影视剧或传记、文集、座谈会之类，你能想象开国上将的后人却在犹豫是否同意将他的战时日记付诸出版吗？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作为“战犯”在功德林改造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文史资料撰写工作，反而留下了很多记述个人功绩的文章；而高举义旗反对内战守护了和平的陈明仁将军，反倒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其抗战功绩的文章。在日记里反思检讨自己的缺失和不足，几乎是陈明仁写日记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本是个极为率真的性情中人，但在肩负重责、宦海沉浮、人际炎凉、生计困顿的战争时期，他不得不与自己的真性情“拧巴”着来——日记中反复警示自己戒赌、戒酒、戒怒、戒多言……慎独慎微、严以律己如此，自然从骨子里反感自我吹嘘。即便是在滇西战场这一堪称辉煌胜利的战役中，他的笔下也大多数是对仗没能打得更好、部队素质不如人意的批评和自责。在其个人指挥作战的华彩乐章——畹町回龙山之战胜利后，他在日记中最自豪的一笔不过是：“今日之胜利，争得莫大之面子，官兵殊能用命，欣慰之至。”纵观其全部日记，他对个人战功的自我评价，没有超过这一句的。而对后来在内战战场上让林彪大吃苦头、为他人津津称道的“四平大捷”，他却数次以“惨象目不忍睹”“不胜感慨系之”来忏悔。

在陈明仁的性格谱系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于“抗上”，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在他身上极为鲜明。他会经常坦率地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而负责，但对认准的道理却没有过“畏惧”二字。坊间传说，1942年3月在昆明，陈明仁因为不服蒋介石批评其部队官兵“服装破烂”，抗辩“服装只发四成，当然破烂。其他部队皆然，不仅本师也”，并于激愤中撕掉中将领章扬言“这个中将不当了”。日记证实，这件事并非妄传，陈明仁本人是这样记述的：“（三月四日）三时半晋谒，不数语即引起委座大发雷霆。余亦以此事太遭不白之冤，恃爱妄言，说明服装破烂，余不能负责。当时态度言辞不免过剧，致被收押，责令宪兵十三团于明日送往重庆。余以无罪，心甚泰然。”

文中“恃爱妄言”一句，颇堪玩味。实际上，作为黄埔生中的佼佼者，陈明仁深知校长蒋介石对自己有个基本评价，因之“恃爱”是有心理把握的。但他的愤怒是，对当时处处可见的不公和乱象，校长大人却没有办法，且似乎还纵容加剧了这一境况。在此背景下，可能大多数同僚都学乖了不愿吭声，陈明仁却忍不住要犯颜“妄言”。这番苦心孤诣，若能被“俯察”“纳谏”并有所改观，相信陈明仁会心甘情愿地把这个“铮臣”做到底。遗憾的是，到后来他却彻底失望了。1944年，在东线豫湘桂战场丧师失地、滇西战场烛光微照的背景下，陈明仁在日记中写道：

十月三日 星期二

“午后二时外出购物费了一万贰仟元，归来一算，仅值战前四元八角。纸币如斯低落，拿薪俸过生活如我辈军人者，非冻饿而死不可。不甘冻饿者，又非舞弊不可。国家前途毫无光明，可悲可虑。主国政者受欺瞒蒙蔽，等于木偶。纵有忠直之士，告以实事，则非受处分不可，并必摒于万仞之外，一辈子不能翻身。欺骗逢迎之辈，即是王八蛋，都是大官达显，国家就亡在这辈人手里。臣固亡国之臣，君亦亡国之君，中国不亡，必无天理。”

十月四日 星期三

“十时早餐后，督饬家人种菜，并到金鸡村购买柴火，藉可减少家用。以安分守己的我，只有俭中又俭，才不至于饿死。自问今日之军人都能如我廉洁而有正气，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但国家偏偏不用我，奈何奈何！”

十月廿三日 星期一

“晚阅地图，湘省七十五县已有三十余县沦陷矣。中国军队之无用，如斯可见一斑。不任能与贤，国亡必矣。今日握兵权者，多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见敌即溃，使敌如入无人之境。豫湘两省沦陷之速，可为明证。”

实际上，不必拖到内战时期，仅看在这抗战胜利“序幕”阶段陈明仁所记，即可大致预测其此后的心路历程。由此观照其1949年的湖南起义，就是顺理成章的自然演变过程。对陈明仁来说，这正是其对“认准的道理”的选择，没有半点功名利禄的考量。



四平之战时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在日记中，陈明仁从没有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过半点自傲，他认为自己的底气就是“不要钱、不怕死”这两条。实际上，自黄埔毕业之后，正是凭着这两条他早早就战功卓著而“木秀于林”。但其爱憎鲜明、宁折不弯、快意恩仇的个性，也注定了其晋升之途几乎是步步坎坷，总是在不予提拔就要影响“舆情”的情况下才坐了“末班车”。

由此可见，当和平铸就，面对毛泽东征询其所愿时，陈明仁以“没要求”回复，正是其心理演变轨迹上的水到渠成。在洞察人心方面，毛泽东自然不输于蒋介石。对于陈明仁的人品、个性，应该说蒋、毛均有“识人”“容人”之才，因为这位将领的内心几乎是通透的，当得起耿直无双，真诚无敌。蒋最终失去这位门生和爱将，是因为他不能给予他最基本的信念支撑，而非师生情谊上出了裂痕。而毛赢得陈明仁的信任，也是陈明仁从毛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权身上看到了新希望，而非要依附这位“湖南老乡”改换门庭当大官发大财。

作为军人的陈明仁，其思想情感有时真纯到令人以“可爱”二字冠之。1945年8月初，当听闻战争有可能以日方投降结束时，陈明仁竟然焦虑不安。“8月10日……午夜接电话，闻日贼有无条件投降之消息。因此胡思乱想，不能入睡。予素主歼此顽敌，免贻后患，一劳永逸，斩草除根。若果任其投降，实太便宜了倭奴，太苦了吾同胞也，仇不能伸，乃为憾！”“9月23日……日贼可恶，非杀尽尽不能消愤也！”想想多年来日本右翼对于战败于中国的种种不甘心、不认账，中国人能不为他的这份赤诚之心感慨万端乎？他也许不懂今天人们所讲的“政治正确”，但你得承认，他的感情和直觉总是那么正确。

如果要对陈明仁做一个简单概括，笔者以为虎将、赤子两个词再恰当不过了。“虎将”评其功，“赤子”论其人。其“功”已铭记于史册，其“人”仍由其后人传承着风范。陈湘生先生曾对我说：“公公（陈家孙辈对祖父的称呼）总是瘪着嘴，发起脾气来可吓人了。”陈明仁的这副“瘪嘴”，他的几位外貌酷似他的孙辈都继承着，而且他们也像爷爷一样嗜酒，生活简单而性格阳光。为了把这本日记出好，笔者介绍好友、民国军事史专家胡博加盟。这位我称之为自民国“穿越”而来的“军政部铨叙厅厅长”，与陈湘生先生协力，把日记中那些密集提及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注释得清清楚楚，这一手功夫在国内几无二人可以替代。

我曾与陈湘生先生开玩笑说：“余生也晚——倘若你爷爷在世时，我和胡博能有幸与他相识，大家与老爷子一起喝着小酒摆弄昔日战场沙盘，漫话当年纷纭人事，也许会被他接纳我们为忘年交呢。”陈湘生先生哈哈笑道：“那是一定的！”缘此，笔者才不揣浅陋，壮着胆冒昧为这位“虎将赤子”的日记作序，并希望他在天之灵能有所感知，并瘪嘴一笑。

2017年6月6日于北京平安里

（原题为《虎将·赤子——我眼中的陈明仁将军（代序）》）

朋友圈中流传的图文消息。云南网 图

6月28日，云南普洱网友的朋友圈中流传一组图文消息称，当地两名小学生打架后，其中一名学生的家长居然殴打了另一名学生。云南网了解到，目前，殴打学生的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日。

据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通报称，6月27日17时35分，思茅警方接群众报警称：二小附近有人打我儿子。接警后，思茅警方立即出警并开展调查工作。

经调查，杨某（男，41岁，思茅区人）到思茅第二小学接儿子时，发现学生黄某某欺负了自己儿子，就对黄某某实施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杨某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

目前，思茅警方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杨某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题为：《孩子打架家长“拳脚相助” 云南普洱一男子殴打小学生被拘10天》）

6月28日，正值建党96周年纪念日前夕， “我的电影党课”在上海影城千人大厅迎来了第二场党课示范课。

示范课由在影片《难忘的岁月》中饰演毛泽东的上影剧团团长佟瑞欣主持。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研究馆员徐建平为来自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航天局等二十多家单位，逾千名党员讲授了一堂名为《党性修养的典范——陈云》的生动党课。党课之后，大家集体观赏了影片《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岁月》再现伟人风采

《难忘的岁月》首次将延安时期党建工作搬上大银幕，延安时期是党的力量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人，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政党。陈云在1937年至1944年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壮大党员队伍，强化党性教育，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电影《难忘的岁月》艺术展现了这段重要的党建历史，还原了革命圣地的火红年代以及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空白。



党课上，徐建平馆长为大家讲述了陈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还从生活细节上还原了一位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陈云生活简朴，不喜奢华，只用两套中山装，毛巾用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毛巾上有4个破洞，被陈云称作是“四川牌毛巾”。

《难忘的岁月》中再现了陈云在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陈云同志关于抢夺知识分子，严守党的纪律等党建思想一直都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宝藏。

电影+党课：在新形式中传递党建思想

为落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6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机关党委、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影股份联和电影院线承办的“2017我的电影党课—国产优秀影片展映”主题品牌活动正式启动，其中“电影示范课”采用的是“辅导报告+电影观摩”的创新形式，尤其为党课学员所青睐。截至6月28日，十堂千人场“电影示范课”《难忘的岁月》、《永远的焦裕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明月几时有》、《青海湖畔》、《龙之战》等均已满场。

另外除了“示范课”，“我的电影党课”还有“普通课”和“包场”的形式。展映活动将从7月1日全面开启，时长共计两个月（7月1日—8月31日），在上海80余家影院进行连续9周的优秀国产影片轮流展映，每周有60场以上的党课排片、4部以上影片可选。这是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有规模、成系统的运用电影方式开展思想教育的特色主题活动。

除了示范课火爆以外，从6月2日启动仪式到目前，上海已有上百个党组织组织了电影党课包场共计230余场，加上普通课的预约观影人次，合计参与活动党员已近8万人次，涵盖上海各系统、各部门和各行业300多个基层党组织。

这种创新党课的方式让党员耳目一新、感慨万分。在此次党课之前，还专门播放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的党课推荐视频，她说：“（电影党课）内容好，形式好，我很赞同”。作为拥有坚强党性的党员，秦怡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能为党做点事情”。党课主持人佟瑞欣说自己曾拒绝到高原拍戏，但是秦怡同志为拍摄《青海湖畔》不顾高龄，亲自到高原拍戏，这种精神感动了佟瑞欣，并和秦怡同志一起到高原并肩作战。



另外到场党员纷纷表示：“电影党课这种党课形式好，放映前有辅导报告，报告后有电影再现人物事迹，生动活泼，教育效果好”；“采用主题宣讲+观看电影+互联网一体化平台学习交流的方式，非常新颖、创意很好”；“看了喜欢的电影，又接受了党的教育，希望以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在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2》中，樊胜美因男友王柏川拒绝在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而与他分手。这一情节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尤为看重房产证上的名字。有人认为房产证上加名是一种承诺和保证，也有人认为，自己或父母辛苦赚钱买的房子不能轻易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公众怎么看这个问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8％的受访者会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顾虑烦恼。66.4％的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43.7％的受访者觉得在房产证上加另一方名字，会有利于婚姻稳固，24.6％的受访者认为不会。

66.4％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

调查中，40.8％的受访者会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顾虑烦恼，39.9％的受访者不会，19.3％的受访者回答说不好。

老家在安徽的余娇（化名）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准备与感情稳定的男友步入婚姻。但是在准备结婚的过程中，余娇跟男友及男方父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遇到了电视剧中‘樊胜美’一样的情况，当时差点因此跟男友分手”。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邢佳（化名）婚前也为房产证加名的事情烦恼过，邢佳与男友是靠邢佳父母出资付了房子的首付款，但是房产证上明明白白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当时对加名会产生的后续影响不是很清楚，总觉得两个人过日子不要计较那么多”。

60.9％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因房产证加名的问题而闹矛盾的夫妻多，27.9％的受访者感觉一般，11.2％的受访者表示很少。

余娇介绍，男友父母同意出资为他们付首付款，但只能写男友一个人的名字，“我不是多在乎房子，加不加名是男方的诚意，女生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全感说来很虚，但对女生却非常重要，不加名会让我感到被算计和防备。而且婚后无论怎样两人都是要一起还贷的，我这么努力供房子，可是这个房子很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北京链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佳（化名）表示，很多人在买房时都会咨询房产证名字的问题。“如果是婚前购房，一般都会建议对方在房产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这样可以界定房子的归属问题。尤其是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很高，加上名字在法律上就有了保障。但如果是婚后购房，写谁的名字就没有关系了，婚后就算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了”。

刘佳告诉记者，不同情况下房产证加名所需的手续和费用也不一样。“如果一方在婚前已有住房，也愿意在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的名字，会建议双方先领结婚证，这样可以减少一大笔花销。如果是夫妻关系，房产证加配偶的名字可以直接在房管局办理，只需较少的工本费。但是如果不是夫妻关系，就要走赠予程序。对于直系亲属来说需要缴纳网签价3％的契税，而像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朋友，则需要按照非亲属关系走买卖程序，需要花费更多”。

但刘佳也表示，对于婚前房产要不要加另一方名字，双方容易产生分歧。“对于有房的一方来说，会比较慎重地考虑是否要把房产与另一方共有。而对要求加名的一方来说，会认为加上名之后婚姻更为稳定。有时双方也会签订协议，划定对房产的占有比例”。

调查中，66.4％的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17.8％的受访者认为不太有必要，5.0％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没必要，10.8％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一方在婚前买了房，39.9％受访者支持另一方加名，31.6％受访者不支持

调查显示，65.0％的受访者在婚前双方共同支付首付，婚后共同还贷的情况下，会在房产证上写另一方的名字；57.5％的受访者在一方婚前付了首付，婚后双方一起还贷的情况下愿意写；29.5％的受访者觉得一方在婚前付了首付，婚后一方还贷可以加名；17.7％的受访者同意在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其孩子购买房产的时候写另一方的名字；8.2％的受访者表示婚前一方已付清房款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名。

在大连从事婚姻法方面工作的律师于文君告诉记者，房产证加名的矛盾在婚前、婚后多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只要加上名字通常都会认为是双方共同所有。假如男方在婚前购买了房产，有的女方会要求在结婚前加名，有的会要求在结婚后加名。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一方婚前的房子换了另一栋房屋时会要求加名”。

天津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研究员潘允康指出，目前人们对于房产证写谁名字的关注与房屋升值有关。“假如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还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的现象。那个时候房子还没有商品化，价值也没有很高。但是随着房屋的升值，房屋成为家庭中非常可观的一笔财产。财产意识以及为了避免日后纠纷导致很多夫妻会很在意房产证上的名字”。

“就房产来说，分为婚前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婚内财产，在不同情况下，对房产的处置，一方面要遵从当事者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要符合当前的婚姻法规定和解释。”另外，潘云康强调，现在年轻人对于房产证上名字的在乎也与婚姻观念的转变有关。“过去婚姻讲究的是家庭本位。结婚后夫妻就会白头到老。但是现在的婚姻观念由家庭本位转变为了个人本位。即使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也会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观念的转变也会引起行为的改变，双方会更加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也就更加在乎房产证写谁的名字”。

邢佳说，当下闪婚闪离的很多，大城市房价也贵，一套房子可能是别人家庭攒了几十年的财产买来的，一结婚就分走一半，确实不太公平。“而且对买房来说，首付是最重要的。大城市首付款很高，很多人付了首付后一个月也就几千元的贷款，这对年轻人并不构成负担，毕竟租房一个月也很可能花费两三千元”。

“如果每月还贷额度较大的话，可以房产两个人共有，约定各自所占比例。”邢佳说。

生活中，一方在婚前买了房，另一方要求加名的情况很常见，对此39.9％的受访者支持，31.6％的受访者不支持，28.5％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不支持的比例（54.6％）高于女性（45.4％）。

43.7％的受访者认为在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名字，会有利于婚姻稳固，24.6％的受访者认为不会，31.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房产证上加名，57.7％受访者认为能给对方安全感

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名字，57.7％的受访者认为能够给加名一方安全感，48.2％的受访者认为会给婚姻增加信心和筹码，38.1％的受访者觉得能表示对加名一方的爱和重视。其他还有：减少一方处置夫妻财产的隐患（26.1％）；用房子锁住婚姻，减少离婚的可能（24.3％）；离婚分割财产时，保障加名方权益（23.4％），5.8％的受访者认为没什么用处。

最后，余娇在加名的问题上作了让步，房产证只写了男友的名字，但她坦言，虽然现在结了婚也过起了小日子，却还是有心结，“一不开心了就会想起这件事，而且也很影响我跟公婆之间的相处，总觉得没有那么亲近”。

对于房产证上只写一方名字，25.5％的受访者认为可以防止另一方过度分割自己的财产，17.5％的受访者认为是不信任对方的表现，1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买的房子，不能赠予对方，11.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加名的一方在婚姻中会处于劣势。

“大多数人会认为加名字可以给婚姻一个保障，但实际情况多会从房屋财产角度来考虑加名的问题。因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加名后房屋属于共有。”不过于文君也表示，法院在实际判决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大多数离婚案件多以调解方式解决，很少会交给法院判决。如果交给法院判决，也不是加上名就可以分割一半的财产。夫妻之间如果有协议会按照协议处理。如果没有协议，法院也会根据房子的出资情况加以评判”。

邢佳觉得两个人只要感情好，房产证不加名字对婚姻没有任何影响，但一旦感情出现问题，加了名字反倒成了离婚时的麻烦，出资一方在感情破裂之后还要承担金钱上的损失。

受访者中，男性占49.1％，女性占50.9％。北上广深的占34.4％，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占33.5％，省会城市以外地级市的占21.9％，县级市的占7.0％，乡镇或农村的占3.0％。婚姻状况分别为：单身（10.5％）、恋爱中（11.9％）、已婚（75.7％）、离婚（1.4％）、其他（0.5％）。

（原题为《66.4％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双方名字》）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订了“凶宅”怎么办？

2016年，潘先生看中一套住房，在签订买房协议并支付20万元定金后，了解到这套房屋曾有人自缢身亡。潘先生认为房东徐先生隐瞒重大事项，要求解除协议、返还定金；徐先生则认为潘先生嫌房价贵想违约，定金应予没收。

近日，上海长宁法院对这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双方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协议，房东徐先生返还潘先生20万元定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法院获悉，去年3月初，潘先生在房屋中介公司的推介下，与徐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约定以375万元购买徐先生名下一套住房。签约后，潘先生支付了20万元定金。

几天后，潘先生从房屋邻居处了解到，十多年前，曾有人在这套房屋内自缢身亡。潘先生大为惊讶，委托律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4月，一名户籍在该房屋内的女性因自缢报死亡。2016年1月，该房屋因存在敲承重墙及卫生间改灶间行为，被小区物业公司发出过《违章建筑整改通知书》。

2016年7月，潘先生以所购房屋为“凶宅”且被告擅自改动房屋结构为由，向长宁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单倍返还定金并支付相应利息。

房东徐先生不同意这一诉讼请求。他辩称，在潘先生第一次看房时就已告知房屋结构改动的情况，而“凶宅”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徐先生认为，是潘先生觉得房价贵了想违约，所付定金应予没收。

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长宁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房东徐先生返还20万元定金。

审判长马浩波表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房屋是否为“凶宅”。综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和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并结合经验法则来看，曾有户籍在涉案房屋内的案外人在涉案房屋内自缢死亡的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被告也没有举证证明案外人在他处自缢，据此，法庭推定案外人自缢于涉案房屋内。

马浩波说，根据中国社会传统风俗，涉案房屋曾为“凶宅”一事确实会对涉案房屋的价值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并进而左右买家的购房意向。由于被告自身取得涉案房屋权利的时间较短，而且获取案外人自缢信息有一定难度，因此，被告表示对“凶宅”一事并不知情的说法也是合理的，不能认定被告存在故意欺诈、隐瞒等行为。

综合分析案情，马浩波表示，涉案合同是在双方都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订立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原、被告任何一方。因此，该合同依法应予撤销。合同撤销后，被告已经收取的定金应当全额单倍返还给原告。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5年9月，日本东京的国会大楼前，抗议者呼喊口号反对安保法案。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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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以军事立国、极力向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而伴随日本每次对外侵略的是横征暴敛与嗜血屠杀。日本为什么如此好战嗜战？究其根源就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把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这成为日本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并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

（一）

日本统治者推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虽然日本是个小岛国，但是统治者野心甚大、胆子甚大，为达目的敢以小博大甚至不惜以国运相博。特别是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空前程度，其侵略扩张思想被后来的日本统治者继承下来。

日本统治者很早就开始对朝鲜半岛等亚洲大陆垂涎三尺，一直有强烈的征服占领欲望。早在日本古代，就有所谓的神功皇后三次用兵征讨新罗大获全胜的传说。后来的日本统治者均大肆宣扬其开疆拓土之战功。公元391年，日本通过出兵侵略一度确立了对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南部国家的宗主权。从8世纪开始，武士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社会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统治手段的武家政治，这更强化了日本统治者的战争欲望。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抛出了所谓的“丰臣三策”，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先后三次出兵朝鲜，以惨败告终，但其思想及欲念被日本统治者继承下来。

丰臣之后，日本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特别是明治维新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统治者逐步形成了以利为本、开疆扩土、崇尚功利、以力服人、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耀威海外、谋求霸权的对外扩张和以邻为壑的畸形思想。明治政府推行“强兵富国”路线，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与其对外侵略战争相伴随。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出兵侵犯中国台湾。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国并设冲绳县。1887年，日本正式制定《征讨清国策》将矛头直指中国。1894年的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一次赌博式尝试。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紧紧联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使近代日本的发展，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

日本明治维新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来达到抵御外辱、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片面地汲取列强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盗逻辑，从思想与国策上为其崇尚武力好战找到了现实样本。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期，与这种扩张相伴随的是西方列强动用坚船利炮所进行的殖民掠夺。日本也曾一度沦为西方列强共同的殖民地。明治维新之后，怀着奋起直追心理的日本政府很快派出大型使节团到欧洲列强那里去“取经”。在德国等列强的“言传身教”下，日本得出片面的结论：即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强者才能不被欺侮，也只有胜者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强权即公理”。从这时候起，日本便确立了“脱亚入欧”、向西方诸列强看齐的发展方向。日本的所谓“脱亚入欧”，不仅包含有成为世界强国一员的强烈意愿，同时也确立了通过复制欧美以武力征服落后国家而发展自身的殖民扩张发展模式。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处于落后的封建时代，日本看到有机会和可能走西方殖民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外部环境为以进攻和征服为特征的日本军国主义打开了便利之门。特别是近邻中国国势衰微，正处于清末民初极度动荡之中。“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欧技术，从而被日本赶上并拉开距离形成落差”。日本军国主义抓住了中国的这个弱点，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趁势屡屡出击。虽然此时日本国力并不强大，但它在英美的卵翼下，打着“脱亚入欧”的旗号，利用列强争夺远东的矛盾和其所占地缘优势，充当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远东哨兵”而从中渔利，同时将步步为营、得寸进尺的渐进扩张政策与孤注一掷、突然袭击的军事冒险政策结合起来并侥幸取胜，从而攫取利益。

（三）

日本国民被统治者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皇国史观长期洗脑，对天皇有着畸形的信仰和服从，对“大和民族优越论”有着畸形的狂妄和自负，民族性格中狭隘、狂傲、残暴的一面极易被转化为对外战争的狂热性。

日本自古就是单一民族，海岛国家，各地习惯风俗相近，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和美国那般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也没有遇到过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存并处的问题。而且，早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就已逐渐形成了很强的共同体意识。维系这种情感和意识的重要纽带，就是日本的“神道”宗教信仰。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则是天皇家的主神。与此相对应，天皇在日本具有神威地位，被视为“国家神道的核心”。

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统治者利用日本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天皇制集中体现了日本浓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日本统治者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全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从意识形态上催生和强化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政府宣称：爱国与忠君同源、与敬神崇祖一致。在此种道德标准下，凡是“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主权所在。就这样，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铭刻在日本国民的灵魂之中，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意识。基于上述意识形态提出的“皇国至上，天皇极尊，四海万国皆为臣仆”的对外侵略口号，把日本民族引向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之路、毁灭之路。

（四）

通过对外武力扩张和战争掠夺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是日本进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通过长期预谋和精心备战，日本在一次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不断收获着“战争红利”，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其争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近现代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史。明治政权1868年一成立就提出了“征韩论”；1874年借端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又进行了三次大的武力扩张：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明治天皇在位的44年间，平均每7年多就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从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尝到甜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并从中国索取到相当于日本当时年财政收入4倍的巨额赔款，为日本近代工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掘到了第一桶金，军力得到倍增。通过日俄战争，迫使俄承认其独占朝鲜半岛，并与俄瓜分中国东北，取得南库页岛。通过参加“一战”，日本取得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些侵略战争，推动日本迅猛发展与社会转型，经济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而且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

得益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条件，日本对外侵略，屡屡冒险却大多能够轻易得手，从对外武力扩张中不断受益。这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战略。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27年，日本根据其“东方会议”精神，出笼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此后，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争策源地，就是沿着这一路子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日本沉迷于对外侵略扩张不能自拔时，其遭遇可耻的失败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一面镜子。自明治维新算起，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日本虽然在二次大战中战败，但是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并未被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土壤并未被根本铲除。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妄图卷土重来。必须正视的是，日本曾经是世界重要战争策源地，至今不肯为侵略历史道歉并企图翻案，一再突破和平宪法限制，仍有一些人挑战公理正义的底线并顽固迷恋昔日“帝国荣光”。对这样一个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长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不能不深刻铭记历史的教训，不能不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能让战争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作者单位：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

（原题为《日本好战的特性从何而来？》）